一个南方人的花儿情结

                                                                                    原创/陈仁川

    1965年8月，我分配到甘肃省文化局后，按那个年代的惯例，必须首先参加农村社教（俗称：四清运动）。11月，大部队已经出发，我和陈德赛（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同窗）、汪世洵（兰州大学中文系）、杨福元（某大学图书馆系）、赵景华（女、沈阳音乐学院声乐系）等当年毕业来兰的大学生，一行五人赶往甘南州临潭县羊沙公社省文化系统社教工作队报到，随即便四分五散，我到了最偏僻的白土坡大队。

   进村不久，即得知白土坡距离莲花山不过几里路，而莲花山历史上就有满山遍野的对歌即唱“花儿”，汪世洵一路上，极为赞叹那样的群众自娱自乐和富有浪漫气息的民间活动，他时不时地漫起动听的“花儿”，这都给我强烈的触动。因此，一当了解所在农村就是“花儿”流行地，很快有了一个想法：利用工作组分工让我负责青年、文化和团的工作，可以通过有组织的健康的“花儿”活动占领农村文化阵地，有了如此前提，自然得到支持。

   然而，所谓莲花山花儿会，社员们似乎像谈论一件遥远的、淡淡的往事，并且毫无置疑地讲：那都是野歌子，村里不能唱，年轻人当着长辈不能唱，女人在家不能唱！在青年会和团员会上，没有人对这些“不能唱”表示反对。但是，我清楚有几个年轻女子、特别是未过门的姑娘，她们心里萌动着唱响“花儿”的愿望。在一次团员会后，就在我和另一位工作队员褚云彪（兰州军区）的住处。终于，在我们的鼓励和启发下（用了许多毛主席著作的话语），几个女孩子因为对包办婚姻的强烈不满，她们冲破自己的思想障碍，突然迸发似地让“花儿”脱口而出。那时已是深夜了，小山村在各种会议结束后，归于彻底的沉寂。

   那是一种如诉如泣、自然天成的高亢之声，仿佛将漆黑夜空猛然撕开，带出风雨和闪电。屋里小油灯照着的一张张充满激情的青春脸庞，显出坚强、忘情的神态，她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她们清楚在这样的环境唱响“花儿”是多么不合时宜。然而，花儿本是心中的歌，一经流出不可阻止，姑娘们勇敢地冲破传统束缚使我们激动不已。

   转子要缠线哩

   娘老子包办婚姻哩

   我们咋能情愿哩

   心上有话说不出

   我不要的丈夫找下了

   我的男人小着哩

   斧头砍下升子哩

   我们想离婚哭着哩

   求求工作组下决心哩

   ......

   三句一段的花儿，唱毕就有全体合唱，激昂婉转地在宁静的山村盘旋。那个时刻，我特别注意外面的动静，她们的“一鸣惊人”，村民精神上毫无准备，将会是怎样的后果？！白土坡的农户如羊群散在一面坡上，我们的住地则在坡的高处，感觉中那冲决堤坝似的“花儿”一泻而下，“野歌子”溅起浪花“漫”向每个角落。啊，一个个窗打开了，一家家隐约闪出亮，不知什么时候也不知什么地方冒出惊诧或期待的问话声和含糊的议论，那结果应该是一个祖祖辈辈安分守己的乡村少有的不眠之夜吧！

   次日，以为该有的责备、不满不仅没有出现，反而在村路上、炕桌边，田间地头以及开会时，社员对我们发出各种各样善意的询问，言辞间对昨晚突如其来的“对花”竟然都多多少少表示了肯定和赞许。大队党支部委员马路生女见到我兴奋地说，现在可以大大方方地唱了。马本人就是有名的花儿“好家”（“好”读浩），解放前，她和妹妹都曾上莲花山浪“花”，得过大红被面；后来，妹妹受生活所迫出外要饭没有回来。具有传奇意味的是：多年后的一次花儿会，姐妹意外地在山间“对花”中相认。戏剧性的往事让人感慨系之，“花儿”在我这个南方人心中的分量变得沉甸甸的、有种让人感动的魅力。于是，我提出在队里开花儿会的想法，马路生女当即说由她组织，要“好好给工作组唱一次！”

   几天后，“花儿会”如期而至，这是小山村从未有过的“精神盛会”。农民表现了自己独有的乐观、豁达，不论肩负生活的担子如何沉重、日子过得怎样艰难，只要可能表达内心的愿望、期冀和当下的快乐，他们就会显示出被琐碎、粗俗、单调的日常生活掩盖的个性。那是又一个山村之夜，几十个“花儿”唱家和天生的爱好者（还有屋内外的大批热心听众），在那时的政治气氛里，首先必然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在我边读边结合实际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内容后，大家热烈讨论“花儿”怎样“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歌手们兴致越来越高，最后是“花儿”喷发的时候了，如水到渠成。

     ......

    （二十三条）第一条第二条

     四清教育实话好

     干部洗手又洗澡

     斧头剁了豆腐哩

     当干部的把苦全忘哩

     和平演变的根源要找哩

     双手要打山绳哩

     我们团结做人哩

     干部群众要知心哩

   花儿对唱自然分成男女两边，有唱把式、还有专门编词的人，他们为了“花儿”的“革命性”，开始就唱“社教”、“二十三条”（中央关于社教的文件），特别将干部问题、干群关系当着重点，其中指名道姓地唱大队干部“忘本”、“脱离群众”的事实，而且当时就面对被“唱”的干部。后来，流水似地变动内容，如“忆苦思甜”、“贫下中农团结起来”、“白土坡要变样”、“反对包办婚姻”、“年轻人上夜校”......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有时候成了男女混合对唱：

   剪子要剪锡莲哩

   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哩

   我们心上寒苦道不完哩

   羊毛要搓线绳哩

   毛主席同我们连心哩

   白土坡要翻身哩

   ......

   三间大的屋子里，热气腾腾，冬日的寒气早被驱散。直到后半夜大家才依依不舍地离开，“红心柳，一张杈......”村路上，我和大家一样兴奋，用自己的南腔北调跟着吼，这千年不动的故土，她的主人那个晚上一定有异样的感觉，花儿美着哩！

　　从那个在白土坡不同凡响的花儿之夜后，几乎每一次开会或大的活动，总会延续就地唱花的新风气，一个以花儿为主的文艺宣传队活跃起来。今天，我眼前仿佛还有花儿歌手陈灶及、李莲英杰、马召莲、马得清、马春兰等人模糊的身影，“斧头用力要使劲哩，今晚唱到鸡叫三餐哩，毛主席救我们在心上哩”......那些叫人难忘、发之肺腑的心声，几十年来常常跳动在我的记忆中。那样一些夜晚，后来许多年过去了，自己仍无法忘怀；也许，当地的人们早已将那些时刻遗失。因为，记忆对于每个人总是生命流程中个性化的痕迹，同样的场合、环境、事件、时间里，保留的只是与自己的思想、感情、心理、行为相关、对你有所触动且印象深刻的东西。

　　　　　　　　　　　　　　　　　　２００８.８.２１

                  郭正清的“花儿”世界       

                              原创/陈仁川

友人郭正清自诩是“花儿”的痴迷者，任何人一旦哪怕是客气地提到“花儿”两个字，那就必须长时间地听他滔滔不绝地讲“花儿”，因为，这时的他完全沉浸在对挚爱的欣赏和陶醉中。     我是郭君忠实的听众，与自己在莲花山附近的农村生活过几个月有关系。1965年秋，在甘肃临潭农村社教时，我所在的白土坡离莲花山据说不过几里路，当时就听说过去每年农历六月六，成千上万的民间金嗓子自动从四面八方汇聚莲花山，无数的男男女女互相对歌，不分日夜，在田野、在山坡、在树林......各民族的参与，其中还有相当数量的汉族歌手（这一点十分独特，因为，汉族早已没有类似少数民族拥有的群体野外文艺活动）。只是，那时对花儿会的盛况也只能是听听罢了。尽管如此，我还是有意识地组织当地开展唱花儿活动，自然得打着利用民间艺术宣传社教的旗号。因为“花儿”给予我感情上的震动，后来很长时间总会想到那些往事，自己似乎有了“花儿情结”。所以，当我今天得以一遍遍播放老郭亲自编辑制作的花儿轻音乐VCD碟片，甚至听得情不自禁地流泪，我这时会想到许多与“花儿”有关的人物及其命运。    得知我这个城市长大的南方人竟对甘肃“花儿”有如此的感情，郭君大为感动，立即把我当成议论花儿艺术的知己。而他透露的对花儿研究和写作的计划，可不是说说而已，今年春节后的一天，老郭上门，捧出十几万子的打印稿，屁股刚刚挨上沙发，就打开了话匣子，每一句都同花儿有关。他的第一目标是穷尽一切已经面世的文字记载和其它长期流行的花儿以及一切关于花儿的文字资料，由他重新编撰成为花儿百科全书；但其中绝不是没有他的自主创新，这一回要我看的就充分体现了他的独创性，手稿中收集的自清末到今天流传于甘、青的花儿作品，经他反复考证，竟然绝大多数都能对号入座注明其来源——最早发表在什么地方、主要流行区域或者曾经被哪一位著名歌手演唱。这是完全靠埋头苦干却往往不被人注意和重视的艰辛的案头工作，他则乐此不疲，从中获得极大的成就感。     老郭是河州亦临夏人，他的生命之河从来就流淌着花儿的韵律，那发自民众心灵深处的质朴、缠绵、优美的旋律，无时不刻地萦绕着他的记忆之舟，他随时想爆发式地表达自己的花儿情结，希望大声地为他用全部的热情、心血所渗透的民歌精灵而疾呼——一切热爱生活的人们，花儿是你们最贴心的朋友，里面有你们最需要的精神食粮，有你们最开心的精神享受！  在浩如烟海的花儿中，情歌像牡丹是花中之王。追根溯源，甘肃、青海流行的各民族农牧民参与的民间对歌、赛歌活动，应该发端于男女抒发爱情的需要，至今，花儿会的主要形式仍然是男女互相对唱。花儿本是心中的歌，其最大的魅力就是情歌。     郭正清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花儿“粉丝王”，花儿情歌更是他灵魂的情人。因此，他计划写“花儿情歌三百首赏析”，永不疲倦地对人渲染写这书的不朽意义。老实说，我不以为然，总觉得花儿歌词一目了然，并不需要借助什么分析。老郭照例是说到做到，不会放弃的，果然，几个月后，他将先期写出的“赏析”四十首打印成册叫我享受。我于是认认真真地欣赏，渐渐从中感受到一种完全属于民间才有的爱的诗情画意，而这种审美快感的获得，与他对花儿的精彩、细腻、极富感情的分析是分不开的。     例如《袖筒里筒的千里眼》：         袖筒里的千里眼，         远山哈照成个近山；         远看黄河是一条线，         近看黄河是海沿；         远看尕妹是藏金莲，         近看尕妹是牡丹。     请看他的赏析：这是一首赋式花儿，描绘了一个少女的艳丽形象；同时表现着爱花者的心态。美是需要不断地发现和更新的，歌者从袖筒抽出“千里眼”，从中惊喜地发现远山近在咫尺，这样的壮观美丽，是他从前没有看到过的；再看黄河，他过去见到的仅是一条线，现在却看见像海岸一样浩瀚无边；然而，他不是要找远山，也不是要找黄河，他压抑着砰砰的心跳，为的是找到美的主体，即他喜爱的“尕妹”。他爱慕的人儿，远看像藏金莲（藏红花，能开放鲜艳的金黄色的花朵），近看尕妹像牡丹花。在他的心中，远看是一种美，近看又是一种美，从望远镜中不仅仅发现一个个全新的景，更找到了全新的情。他看见的“尕妹”更加迷人、更加令人动心，他欣喜若狂，寻找到了别样的意境，从而使他对尕妹的赞美有了一个新的高度，对自己心中的女神的爱又上了一个新的层次。     花儿让人心旷神怡，她的美融入你的心扉；郭君对她的赏析文字同样令人赏心悦目，带着你情不自禁地赞美、品味花儿的美。看了郭正清对花儿的这些评论，我想该呼他为“花儿情圣”了。                             2007.3.1   附言：2008年2月的一天，老郭到家送来他倾注毕生心血的《河州花儿》，这部书属于《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丛书》。也就是他认定的“花儿百科全书”。全书分为——   上篇 河州花儿概说   中篇  河州花儿唱词精选   下篇 河州花儿曲令精选  在《后记》中，郭兄如释重负，说：“这本书经过十多年的断续琢磨、最近半年的悉心整理，终于可以付梓了。当誊清最后一页书稿时，我精神上顿感轻松，构思的烦恼荡然无存，写字的沉闷也一扫而光。”  一个人为了一个爱好，生出一种责任，殚精竭力地实现自己一句诺言——像一副“精神枷锁”套在心上的诺言，这种“痴人”式的诺言要求自己心甘情愿地实行，不到黄河心不死，直到最后达到当初确定的目标。一切出于自觉，没有谁催促，甚至没有人关注，也就是说对于他的这一事业，实际上并没有人必须等待；而他却废寝忘食、日复一日，仿佛有千万人在拷问：你兑现诺言了吗？！每看到老郭执著到痴迷的神态，我都受到感动，从中领悟热爱事业的人其诺言或承诺的精神境界。一个人的一生，能够做好、做成、做精一件事就应该是最大的快乐，郭君正是如此。                                                   陈仁川     2008.8.18

                      藏族的插箭活动

                                            原创/陈仁川

        夏季是藏族人民最欢乐的日子。一年一度香浪节前夕，往往先以村落为单位，各户派出男性代表到“神山”插箭。“神山”是祖辈固定的一座保佑藏民安居乐业的山头。每年在草山返青、农活挂锄、展望丰收的初夏或盛夏时候，人们便到自己顶礼膜拜的“神山”，表示美好的祝愿。

        去年，恢复了一九五八年以后的第一次祭祀，仪式格外隆重。各家都有人带着精心制作的木箭（一般长五、六米）及祭品，到山下帐篷会面，大家在一起吃油果子、喝奶茶，笑语欢声，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气氛。

       山上，按传统规定的插箭处，则有小伙子预先挖好一个大坑，四周垒青石板，坑内放进一具井字形木架，木架旁一根二十多米的木制主箭倒在地面，箭尾是三棱的箭翼，尾端用羊毛和柏枝包扎，还系了许多红、黄色的小旗子。

       准备就绪，只见一青年跃马下山，等待已久的人群，顿时欢声雷动，冲向山头。一支支扎得五颜六色的木箭，在人流中宛如绚丽的彩霞，耀人眼目。他们欢快地到达目的地，围住插箭的土坑，充满热切的期待。

       这时，由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指挥，人人伸出双手，动作整齐地扶起主箭，让箭尾凌空。然后，猎手们叩响排枪，主箭被威武地插入木架中心，所有人吼出“嗨”、“哎”的欢呼声，纷纷脱帽狂跳，争先恐后地将各自的木箭插在主箭旁，多达百余根。接着一双双虔诚的手用羊毛绳、桦树皮包扎出一个巨大的箭垛；同时，从拉卜楞寺请来的喇嘛席地而坐，不停地念经祈祷，他面前是红布衬着的青稞面袋及酥油炒面塑的小塔。

       箭垛定型后，人们一拥而上，朝坑内撒青稞、白面、小豆，扔酥油塔，动作异常急促，伴着枪声、牛角号声、马的嘶鸣和欢闹的人声，给人强烈的节奏感和粗犷、豪迈的气势。这时，四处堆放的柏树枝被撒满面粉，点燃后散放着奇特的幽香，藏民称之为“煨桑”（注：桑应有“火”旁）。最后，在场的人结队绕箭垛一周，青年们迫不及待地跨上骏马在山坡上炫耀技艺。

       年轻人都是头一回亲身经历，兴奋地说：“插箭好像迷信，其实是向先人表示民族团结、和睦，让人对生活有信心和希望。”

                                     1983.6《浙江文化娱乐》

   附言：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少数民族都有各自回归和拥抱地球母亲的仪式，那是虔诚的与大地万物和谐相处的感情。相形之下，人数最多的汉族反而愈来愈远离自然环境，并且也很少有纵情山水、在天人合一的绿色世界得以忘乎所以的机会。不过例外也有，在甘肃、青海交界的农村，流行“花儿”音乐，每年农历六月都有包括汉族在内多民族的群众性对歌活动，大自然就是成千上万“花儿”迷的舞台，在一年一度的莲花山花儿会，我看见许许多多的汉族民间歌手，他们发乎本性唱出自己的心声，通宵达旦，真正是快乐无比。

   我向往汉族人民也能够拥有一个忘情山水的节日似的习俗和传统。

                      陈仁川 2008.8.15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的东方恋情

                                                                                                   原创/陈仁川

   第四届中国艺术节（1994）演出剧目中有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民族歌剧《张骞》与中国歌剧《马可.波罗》,分别对中西交通史上具有时代意义的历史人物作了个性化的艺术体现，都反映了东西方世界文化沟通的事实。并从不同侧面讴歌了中国曾有的发达和文明即意大利人马可.波罗称颂的东方文明。张骞由东向西，一生贡献给凿通西域的丝绸之路；马可.波罗则实现了西方人发现和认识东方的美好愿望。人们通过这样两个剧目，深深地被古代掀起的谋求开放的国际交流所吸引，为伟大祖国有过那样兴盛繁荣的社会景象而自豪。

   编剧胡献廷同作曲家、现为中央歌剧院院长的王世光被《马可.波罗游记》中在中国度过十七个难忘岁月的意大利人对东方文明的眷恋之情所打动。西方人借助《游记》，仿佛一夜之间越过无际的大海，发现了一个无处不让人赞叹的文明大国。那里的一切，经马可.波罗的叙述，显得一派富丽堂皇、繁花似锦，城市建设令人叹为观止，国家管理先进有效，交通邮递发达迅捷，人民善良朴实、具有很高的道德文化水准等等。这部《游记》启动了《马可.波罗》的创作灵感。

   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恋表现于对中国的挚爱、对元帝忽必烈的敬仰和对东方女性的恋情。然而，翻遍元代正史、野史和元以来笔记小说，竟找不着关于这样一位“爱我中华”的碧眼洋人的记述，实在是件费解的事。那么，中央歌剧院演出的《马可.波罗》，依据又是什么？史无记载同时却带来创作想象的自由，只要合理、具有历史可能性，就有可信性前提。《游记》尽管采取客观笔触，但字里行间和对元代社会生活的描述，的确能感到作者回忆中国生活时那种刻骨铭心的美好印象和魂牵梦绕般的思念。书中有一处记载带有直接的感情色彩，就是对忽必烈的宠臣、权势熏天的阿合马，表示了明显的憎恶。千户王著等合谋除掉世人愤恨至极的阿合马，是当时重大的政治事件，也是读者得以获知马可的政治态度和思想感情的文字，剧作家有理由认为这可以作为剧中马可抒发其东方之恋的背景和必须的环境。马可.波罗十九岁到达元上都，被忽必烈长期留作近臣，出于对忽必烈的崇敬、元代百姓的热爱、东方之邦的爱慕，他才可能直觉地站在王著等呼唤正义、消灭邪恶的人们一边。至于马可.波罗的爱情生活，剧作家认为在异国度过青年时代的马可，在剧中年龄大约是三十六岁，他精力充沛、热爱生活尤其钟情中华文化；同时又有相当的社会地位，显然会处处受到女性青睐。那么，爱情之箭到底射向哪位女神？马可.波罗精通多种语言，不可能都无师自通，于是安排他受业于翰林学士麻术丁，这就与恩师爱女索仑相爱成为可能。剧本有机融合马可内容丰富的爱的情愫，浑然一体地构成一个西方人对于东方从感情到理智的选择，这是真正在东西方文明交织中出现的爱情。基于马可.波罗的东方恋情，《马可.波罗》就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饱满的人情给这部中国歌剧以原动力。

   《马》剧戏剧性强、头绪多，而脉络清楚、简洁有力。观众从开幕即进入戏剧情境，并都在歌剧之歌中实现。阿合马企图永久把持朝政，急于在忽必烈随时可能撒手归天前，利用女儿拉拢马可；马可与索仑的爱及二人的坚定意志，使他们与阿父女之间冲突不可避免，愈演愈烈。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顽强地向各自目标奋进，这才有歌剧中难得见到的如此众多个性化的人物。为揭示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恋含蕴的主旨，作曲家成功地调动交响乐所能调动的音乐手段，使得《马可.波罗》成为艺术形式完美的中国歌剧。

   中国歌剧自然也要给外国观众欣赏，如同马可.波罗充满激情地将灵魂系之的东方之邦介绍给他的西方祖国，今天，《马可.波罗》等一批艺术精品也应扬起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风帆，迈出国门。

             1994.8.31 《中国艺术节专刊》

   附言：北京奥运会极大地张扬了中西交融、中西和谐共处的新的时代主题，体育盛事变成世界人民交流思想、感情的庆典。这时候，我忽然想起十四年前看《马可.波罗》的感受，那时突出印象是西方人马可.波罗对东方文明的热情和景仰，而《马可.波罗游记》对西方一直具有吸引力的奥秘，与作者的这种传奇式的东方之恋有内在联系。今天，中国人为振兴中华的奋起，越来越赢得西方人的瞩目；同时，中国人自己也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中西沟通交流互融发展的不可或缺和刻不容缓。

   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这是全人类共同的声音、愿望、憧憬、理想。

                  陈仁川 2008.8.12

《我和你》 2008.8.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主题歌

作 曲：陈其钢 作词：陈其钢

演 唱：刘 欢 莎拉·布莱曼

我和你 心连心 同住地球村，

为梦想 千里行 相会在北京。

来吧 朋友 伸出你的手，

我和你 心连心 永远一家人。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We are family,

Travel dream

A thousand miles

Meeting in Beijing.

Come together

Put your hand in mine,

You and me

From one world

We are family.

                       欢乐的香浪节  

                         原创/ 陈仁川

    一年一度的香浪节到了。

    夏河城圈及附近的藏民，七月刚刚开始，便乐滋滋地准备节日用品。街上到处可见藏族群众忙忙碌碌采购糖果食品，兴冲冲地抱着一捆捆煨桑（注：应有“火”字旁）的柏树枝。家家户户连夜炸油果、炒面，有的还提前杀羊，有的做好可口的包子。生产队派拖拉机为各家各户运送帐篷、灶具上山。青年人早已耐不住性子，纷纷骑马奔向新住地安营扎寨。

   这是藏族的全民性传统节日，在外的干部、工人、学生，这时会从四面八方赶回来，阖家欢聚，轻松愉快地到山野草坡之间，过它十天半月浪漫的游牧式生活。据说，“香浪”就是野外搭帐篷之意。香浪节在当地又称浪山节，此时正是牛羊肥壮的盛夏，草山返青，农活挂锄，风光明媚，人心舒畅，离开自己的庄户，只为回归大自然怀抱追逐人生应有的欢愉。

   节日里，性格豪爽、热爱生活的藏民，不分男女老少，全都沉浸在欢闹的气氛中。在温暖的阳光里，人们喝过吉祥酒和奶茶，吃了手抓羊肉、蕨麻米饭，穿起节日盛装，聚集到帐篷间最大的空地，由大家信赖的队干部和群众中有威信的人领头，节奏热烈又有条不紊地开始一天充满情趣的生活。

    赛马，是藏民最喜欢的竞技比赛。在绿草若茵、开阔的草坡，鸣枪为号，骁勇的健儿在这里施展身手，观众发出如潮的欢叫，犹如追随奔马的旋风。首先冲向终点的勇士，将得到荣誉的标志——一条洁白的哈达。赛跑，最能掀动欢乐的高潮，儿童组最小的才四岁，牙牙作语的鸭子步，惹得人们捧腹大笑。这群无视规矩、连走带爬的小勇士，个个得到一堆甜杏，当捧上奖品扑向奶奶时，香浪节更添活泼的气氛。青年男女、中年夫妻、还有老头儿分别加入速度的较量，只为争夺一堆黄澄澄的香杏，人人变得天真可爱；拔河，两人相背而立，赛绳挂在脖子上，由双腿间穿过，这是姿势奇特的力量竞争，几位从县上回家的藏族干部，此刻甘愿四肢落地，爬着使劲，引来四周雷鸣般的助威，无论输赢都换来哈哈大笑；而摔跤自然是小伙子逞能的天地，越是不服输越激起人们赞许的掌声。

   传统的体育项目结束后，迎来独具风味的文艺表演，歌手拿起一瓶扎红绸或羊毛的酒，高亢地唱祝酒歌，兴奋时不免就地扭动起舞，歌词内容是唱“扎西”（吉祥），“扎西扎西，云缠雾绕的高山，扎西扎西，我把赞歌献给你。”一边唱一边传递酒瓶，谁接到谁就会高唱欢快的歌子。女歌手挤在伞下，一人领唱众人和，歌声笑语热烈时，她们情不自禁地站起来手牵手跳舞，动作古朴，歌声悦耳。演出间歇，主持人往往举起烟酒或糖袋喊：“这是xx向大家赠送的礼物，虽然没有一只羊值钱，它的价值比金子还贵重！”每当此时，全场就响起一片喝彩声。

   香浪节是藏族人民抒发美好感情、回味祖先生活状态的节日，依据农牧事的忙闲，在不同时间开始当地的这项活动，内容因地制宜，各有区别。但是，在节日里享受生活的快乐、向往一年的丰收、憧憬未来的幸福则是一致的。当地人说：“四人帮”时把“浪山”当“四旧”批判。那时，社员们穷得连拳头大的酥油都没有，最富的人也不过存四五斤牛羊肉，哪有心思浪山；现在，划分作业组，责任到人，生活好转了，今年家家上山，户户杀羊，最少都花费一百元，好些帐篷里放着录音机，姑娘小伙穿上崭新的藏胞......

   新的生活如同一首激情四溢的祝福歌，余音袅袅，让人在浪山时细细品味。像白云一样温柔、又如群星似散落的顶顶帐篷，在蓝蓝的天空下，显出迷人的魅力。藏族人民的心啊，像烂漫的山花盛开了。

                      1982.2《陇苗》

   附言：这是二十六年前的经历，同事陈之涛——当时已经是著名的摄影家，和我去夏河出差，一路听他多次提起文革前藏族群众一年一度的香浪节，现在得以恢复，使人对此充满期待。我们与县委报道组联系，有专人陪同一起参加帐篷间的节日盛会。那天，我们按习俗，进帐篷时首先送见面礼——茶叶和糖果，与主人促膝聊天，在他们热情带领下观看当天丰富多彩的文体竞赛。

   大自然以它夺人的魅力，令我们忘乎所以，好像都顿时年轻活泼了。在灿烂的阳光里，两人迫不及待地享受城市享受不到的轻松愉快，自由自在地仰倒在柔和的草丛上。只见远远近近散落的白云似的帐篷，让人无限神往，感到自己根本未曾品尝人生如此的乐趣。大自然的怀抱博大仁慈，而我们却没有多少机会投入其中，且越来越远离她的呼吸、体温、跳动。告别夏河回到兰州，之后许多年还是没有靠近大自然，每天不过从窗口看看外面，除了钢铁水泥林立的高楼和没完没了的车水马龙，几乎看不见别的属于大自然的东西，甚至有很久很久没有仰面看过星星月亮，像香浪节似的生活内容和形式犹如一场梦境，大自然应该就在眼前，然而，城市人却越来越将她忘记，同时忘记人与自然不可分离的关系。

   啊，人到底在做什么哟？！

                 陈仁川  2008.8.8（世界瞩目北京奥运会之时）

   奥运会开幕式令人震撼，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主题包含其中。五千年中华文明立体地、形象地、具有现代气息地扑面而来，让人感动、振奋，这时候，作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更多地想想自己如何才能成为伟大文明的传承者？

                       2008.8.8奥运会开幕式之后

          梦境中的现实——谈戏曲中的梦 

                             原创/陈仁川

        做梦，虽是人脑功能的正常表现，但至今还没有真正揭开它的全部奥秘。美国电影《未来世界》大胆地将梦境在录像屏幕再现，那终究是个动人的幻想而已。梦，这种漫无目的、不由自主的心理现象，其内容根本无法按生活逻辑解释。人类曾长久地迷信梦中的世界，认为其间展开的像生活一样真实，因而古代出现职业占卜师、释梦家；人们也深信“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许多乞灵命运决定论的人，无不以为梦是有暗示性、有象征意义的。人类生活包罗万象：精神的、物质的、理性的、非理性的、自觉意识的、下意识的、可解释的、不可解释的，几乎都是艺术家涉猎的审美对象，所以，连梦这种离开了理智的光怪陆离的现象照样也进入艺术的领域，因为它的独特属性，反倒可以无拘无束地在艺术海空翱翔。古代戏剧家早就有意识地为梦境插上翅膀，栩栩如生地随人物一起活动。他们的创造性在于：不是纯自然形态地表现梦境，而是力图使它具有目的鲜明、能补充人物思维的特点。

        梦境，对人总有神秘感，它离奇古怪、荒诞不经，它天马行空、无所不在，它灵活多变、如在眼前，它狰狞恐怖、悲喜无常......谁能用梦的尺子量度现实？谁又能拿生活的天平测出梦的分量？即使从梦中可以寻找人世间的蛛丝马迹，谁能依据清醒状态时的思维去推理？然而，在戏曲艺术（其它如电影、电视剧、话剧等视觉艺术）中，人却偏偏立体地再现梦境，有意使之变成“日有所思，夜有所想”的生活形象。有时，梦是一出戏的重要情节，有时就是主题所在。研究戏曲中梦的表现，可窥见艺术同生活、同时代的微妙联系，看见戏剧家的世界观和艺术观。

       七百多年前，元代戏剧家总是有意将梦境安排在公案戏戏剧高潮前夕，成为清官破案的一个契机。其特点是：一、做梦者（清官）通常伏几而眠，模仿日常熟睡状态，并不动作；二、梦中人物多是鬼魂式的，或表演自己受害经过或暗示破案症结。做梦者清醒后（由伏几变正常坐姿），立即按生活经验对梦境分析，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三勘蝴蝶梦》、《绯衣梦》、《窦娥冤》、《盆儿鬼》等均如此。观众绝不会分不清梦境与现实，做梦者也会告诉观众：“我好困也”或“不免在此一睡”，加上“伏几”之态，这些应该说还是简单直接的梦境表现，不过这已沉淀了人类长期关于梦境的认识和理解，说明早期戏曲中，戏剧家积极扩大艺术反映生活的领域，深知利用做梦可以取得更多一些艺术的自由。因为，任何一个头脑健全的观众都有关于梦的体验，只要舞台上说声“做梦”，必定被认可是一“梦境”。这样，现实与艺术就巧妙地被“梦”的形式间隔开了，人们不会完全以现实的逻辑要求台上的“现实”，于是艺术家就可能在梦的外衣下，能动地表现想要反映的生活。戏中做梦，当时也许是新奇的、刺激的，是将人的非理性内容形象化、视觉化的尝试。只是这方法正像梦本身，易于召之即来，若一味在矛盾不可解决时请出作一番梦中表演，有时反而简单化或歪曲生活本相。元代公案戏往往借助梦境破案是荒谬的，不仅使梦沾上浓厚的迷信色彩，也大大有损剧作的主题思想。

       梦的表现，在明代传奇中明显多样而深刻了，《牡丹亭》、《邯郸梦》都呈现色彩斑斓、较现实更生动的梦中世界，并且寓含丰富的哲理。戏剧家运用梦境的技巧更高明、也更艺术。杜丽娘、柳梦梅的梦境，剔除了迷信色彩及宿命论的消极因素，洋溢着积极的浪漫主义气息。梦，被当作抒发美好理想的必要场面。这是梦，又是作者对心目中的理想人物的一次闪光的塑造。利用梦的形式，间隔艺术与生活的结果，有利于让观众忘情地驰骋于理想的舞台现实中。梦，是剧作家为观众筑起的抵挡封建礼教的大闸；梦，增强了欣赏者与之共鸣的安全感。无怪乎汤显祖的“一生四梦”最得意的《牡丹亭》问世后，“家传户诵，几令西厢减价”。当时甚而发生娄江女子俞二娘读剧后“断肠而亡”、杭州女伶商小玲演《牡丹亭》歌绝而死的千古奇闻。这一切当然是全剧思想倾向和真挚感人的故事、强烈的艺术感染力所决定，但剧中的“梦”，不能不是一个恰到好处的画龙点睛；也与观众为剧中主人公“心痛神驰，眼中落泪”，在“梦”中自由地品尝生活有关。汤显祖之所以注重梦的形式，正是巧妙地利用梦的双重性——梦的自然属性和梦境内容的社会属性，勇敢地向封建理性冲击，倘有道学家指手划脚，观众会卫护剧作家，说：“人家本来是在做梦！”

        清代李玉的《清忠谱》，在梦境处理上有独到之处，第一次将梦的形式依附在艺术与时代的直接的现实形态上，这是一出当时的名副其实的“现代戏”，而过去的戏曲中的梦境都不是正面展开的现实。做梦人不同于以往舞台“伏几而眠”者，也不同于带有幻想光环的杜丽娘，他是在梦中复杂的“现实”环境里行动。戏中两处出现梦境：一是忠臣周顺昌面临生死抉择，梦见自己拼死上疏，终于使皇帝纳谏惩处了阉党魏忠贤；一是苏州百姓暴动，为首的五人被斩，游魂与周的亡魂相会，一起得到玉皇大帝昭雪。两处都表现了作者渴求正义的愿望，这也是剧本的思想倾向所在。周及五位市民都取得道义的胜利，都是被歌颂的英雄。但就史实而言，魏党当时的确被统治集团的另一方——东林党所除，生活本身有利于作品出现光明结局，为什么作者反而一再表现梦境？看来作者对被冤杀者寄予更深更多的同情，急于让观众尽早一些知道斗争的结果。因此，他运用易于召唤的梦境这样的艺术表现。周顺昌做梦，戏剧性颇强，对比鲜明，梦见的与梦后的现实绝然相反，做梦时观众以为他会胜利；梦醒后却是杀头。作者有意借梦造成观众心理错觉，加强了戏剧悬念，有利于表达主题。

       《清忠谱》中，周顺昌从现实的人很快转化为梦中人物，一言一行都非常具体。名为梦，实为完全清醒状态的言行，不是潜意识而是自觉的意识。从周冒死上谏的心理刻划到面见皇帝据理力争，环境变化极大，虽然戏曲艺术提供了时空变化的高度自由；不过还是可以想象这个场面，一定是配有示意性的布景和一定的音乐，因为，观众眼中的做梦者，在不停的动作之中，这就必须让观众时时认定台上是在做梦。观众欣赏戏曲，只有保持稳定的注意，才可能产生共鸣。从现实到梦境，既要转移观众的注意力；又要观众不忘原有的注意对象（梦境）。作者成功地分配了观众的注意力，让他们清醒到不忘这是梦幻场面；又能随着梦中剧情联想，动之以情。可以说，梦境是舞台创造的二度现实，艺术家把人的看不见的心理活动化成形象，化成有言有行的现实场面，人就是这样将自己的内心世界变成审美对象。

       包青天梦见破案、张生、莺莺梦见爱情、守财奴梦见发财、恶人梦见害人......什么人做什么样的梦，无论怎样的梦，无不注入作者的美学评价。无论怎样的梦中世界，都是人的现实关系的曲折反映。有的梦同梦一样是幻觉、幻景，不能实现；有的梦是一种对生活的暗示、寓意，并非全然是梦；有的梦是作者对社会矛盾提供的虚妄或苍白无力的答案；有的梦又是热情地对未来幸福的向往；有的梦则面目可憎，充满封建伦理和宿命论的说教；有的梦恰是对现存秩序的抗争。梦如生活，是现实生活朦胧的折射。梦，千姿百态，不同时代的艺术有不同的梦，不同的人生有不同的梦境。艺术家所以将虚幻的、难以捉摸的梦境搬上舞台、银幕，归根结底是人不愿意盲目的、被动的生活，而愿意通过梦表达作者乃至观众的愿望和理想。

       现代戏曲舞台亦不乏梦境表现的实例，这古老的塑造人物、展开矛盾冲突的特殊的艺术手法，继续显示它的生命力。然而，今天的戏剧家不再借梦境幻想人物的出路，梦仅是为了突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增强戏剧的悲、喜剧气氛。新编历史剧《徐九经升官记》，徐梦见公、私两个自我的良心观的冲突，乃当代剧作家寻求多种刻划人物的途径而作出的努力，同古人比，今天的梦境是真正积极的、充满生活情趣的现实生活的艺术写照，是艺术借以将过去、现在、未来加以奇妙的结合，是表现人的复杂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一个有趣的艺术手段。

                                             一九八四年第一期《甘肃戏苑》

      附言：全世界翘盼的第29届奥运会明天（2008.8.8）将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揭开神奇美丽的面纱，“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放飞中国梦想”，“圆中国人百年梦想”，在这属于人类共同欢庆的盛典到来之时，我特别为“梦想”而感动。

  “梦想”的雄起，说明不分国家、民族、地域、阶层、地位、年龄的人都渴求和平、和谐、不分彼此的幸福、安宁、健康的生活，“梦想”表现高雅、高贵、高尚的社会追求，“梦想”显示人类自身为了未来、理想、发展的不懈奋斗！

   今天的“梦想”和“梦境”必然是为着未来可持续发展的一次次激动人心的设计、设想，是一个个关于理想生存状态的奋发有为的愿望、愿景，奥运会虽然是体育的盛会，她的创新、拼搏、友爱和奋斗不息的精神则是激励世界人民不断前进的动力。

    让我们拥有这样的“同一个梦想”！

    让“同一个梦想”永远鼓舞我们面向未来！

                  陈仁川  2008.8.7

                    戏剧中的“心理学圈套” 

                                                                                                            原创/ 陈仁川

       我国元代李行道的公案戏《灰阑记》中，怎样从两个“母亲”里找出一个真正的母亲，所使用的方法曾经长久地激动过一些后来的戏剧家。六百多年后，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巧妙地演绎这个中国古典戏曲作品，写出一部完全外国口味的史诗剧《高加索灰阑记》。

       在一本题为“世界奇案新探”的书中，作者将类似《灰阑记》解决矛盾的办法称之为“心理学圈套”。古老的传说中不乏其例，如这样的一个故事：

       两个妇女到所罗门国王面前告状，一个哭哭啼啼地说：“我的主人哪！我和这女人住同一间房子，我们都刚刚生有一个儿子。可是，这女人熟睡后把她儿子压在身下活活地憋死了；后来，趁我熟睡偷偷换走我的儿子。早晨醒来，我发现这死孩子不是我的亲骨肉！”另一个女人矢口否认，于是两人赌咒发誓，互相谩骂。所罗门大声呵斥她们并下令用剑将活着的孩子劈成两半，分给两个女人。

       被告状的女人惊恐地喊：“啊！把活着的孩子给她吧，千万别劈死他！”另一个却平静地说：“谁也别想得到，劈吧！”所罗门国王听完她们的话，当即裁决将活着的孩子判给恳求保住孩子性命的女人。所罗门的“圈套”起了作用，根据两个女人的不同反应识出真伪。

       《灰阑记》显然运用的正是这个方法。现代人编的古装戏《徐九经升官记》，当戏剧冲突发展到不可开交时，作者也是甩出这个“圈套”。两个有身份的公子哥，争夺同一个姑娘，徐九经不露声色地诱使姑娘喝了“毒酒”，然后才问这二人谁要姑娘的尸首，而且尸首也是一分为二，一人一半。结果，真正爱她的一个哀求不要分尸；而另一个当场否定有婚约关系。古今中外这类判断“二者必居其一”的戏剧手法几乎是一样的。

        设置这种“心理学圈套”，从主持解决矛盾、以求公正答案的判决者说，是有意识的自觉的行为，是为了达到“二者必居其一”所采取的“欺骗性”措施。它造成动人心弦的假象，又绝非无中生有的讹诈。因为，这个假象或者圈套，建立在对“二者”心理状态的合理估计上，这个方法之所以行之有效，观众感到真实，真真假假，了了分明，在于人总是自然地流露真情实感，在一定情势下，可以“逼”着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现象、问题作出各自无法掩饰的反映。

       戏剧家按理说本身就应该是位心理学家，他常常运用这种旨在设置矛盾、组织戏剧冲突的心理学圈套，在造成“二者必居其一”的戏剧气氛中，充分展开各种人物的内心世界，让人物在关键时刻亮相，各显个性。

       戏剧家更进一步利用“圈套”考验英雄人物，如人们从舞台或银幕上见到的一种戏剧场面：让被肯定的对象处于被考验或被审查之中，这时，英雄人物往往同对手斗智，识破其险恶用心，从重围中走向胜利的彼岸；而反面人物的计谋即他们制造的“二者必居其一”的圈套，恰恰为英雄人物所用。

       新编历史剧《海瑞“驯”虎》中，作者安排海瑞作“心理试探”，迫使胡总督认假公子为真公子，道理虽然一样，却表现了“圈套”的多样性、生动性。因为，在阶级社会中，一切人都会依据个人的利害得失抉择“二者”之一，胡总督要维护表面上堂而皇之的官体，不得不认假成真，最后弄巧成拙，陷入自相矛盾、不能自拔的困境。

       戏剧是从行动中展开矛盾冲突并按照人物性格逻辑解决矛盾冲突的艺术，舞台上的各种角色都应是活生生的人物，他们都应有丰富的、随客观变化产生相应反响的内心活动，作者只要真正把握了人物的心理世界，完全可能在需要时进入自由灵活地运用“心理学圈套”这一胜境。

                                                    1983.1《甘肃戏苑》

    附言：八十年代初，中国社会开始了打开国门之旅，西方社会人文学科纷至沓来，其中最受关注的是韦伯的社会学和佛洛依德的心理学。对于人自身从社会宏观到个体微观的研究，出现各自向纵深和相互交叉的、涉及人的各个方面的新的专门学令人眼花缭乱，社会学与心理学的变化则尤其如此。与中国人久违的社会学与心理学，一时成为显学和报刊热门话题，正是这样活跃的思想意识空间，使人——我们第一次被自己重视，于是听到“人的主体意识”、“人的觉醒”、“人的主体地位”的声音并终于反映到政治上，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

   社会学、心理学的发展有着广阔的天地，不过近年来似乎并没有长足的进步，这感觉虽待用事实说话，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具有实践性、指导性的学科好像渐渐地要淡出社会的视野。原因是什么？我尚未想清楚。也许，今后真的会有某些“二者必居其一”的选择。

                       陈仁川 2008.8.4

     一部探索人类自我形象的寓言式影片

                                           ——我看《兰陵王》

                                                           原创/陈仁川

   这是一个经电影艺术家以现代意识重新构造的东方神话，人类从什么地方汲取人格与精神力量来促成自己的强大？人怎样征服环境同时保持自我？《兰陵王》这样一部充满神奇和诗意的寓言式电影，企图以新的视角、新的语言、新的感觉让观众加深对人类自身的思考和领悟。

   《兰陵王》取材于中国戏剧史上被认为与戏曲的发生有渊源关系的一个著名的故事：北齐时兰陵王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不足以威慑敌人，只有戴上狰狞威武的面具作战，才有制胜对手的信心和勇气。后来，他不想冲锋陷阵时，则希望面肿病复发，无法戴面具。北齐人编了乐曲演唱这个故事，取名《兰陵王入阵曲》，模仿兰陵王作战动作，扮相是“衣紫，腰金，执鞭，戴面具”。事载史书，并非虚构，事实本身已具象征意义，起码说明古人有过的一种观念，在你死我活的战争环境中，即使人的外部形象，也要表现得与勇猛威武的阳刚之气一致。

   影片中的时间，被推到时代不明的蛮荒岁月，两个象征人类创世时互相征战的部落，在色彩强烈的旷野纷争不息。作为凤雀族女首领的儿子、勇于作战的兰陵，为着部落的生存不惜牺牲地与黑鹰部落的人拼搏，但敌手却讥笑他貌美如女，拒绝交战，令他感到男性的奇耻大辱以至痛不欲生，母亲及民众也都因其女性化的形象痛苦不安。有一天，他意外地找到刻制面具的神木，在戴上象征孔武的变形假面后，立即像获得制敌胜券似的，敌人畏惧恐怖的面具顿时落荒逃窜。兰陵的这一成功使整个部落雀跃而欢，然而谁也想不到，面具却从此长在兰陵王脸上，成了血肉之躯的一部分。

   电影正是将此重新结构为一个东方神话，兰陵王有了与战争血腥气相应的狰狞可怕的外表，同时变得凶狠、狂躁、暴戾，处处与部落在和平气氛时的情绪、心理和环境不协调，特别是与相爱的女性之间产生了无法跨越的心理障碍。当初梦寐以求的面具，如今成了使他失去自我、又一次痛苦欲绝的原因，人变成了一具假面的奴仆。这时候，母亲毅然自刎，以鲜血和生命换回儿子的新生，所谓新生则不过是摘掉和抛弃曾经拯救部落的一副面具而已，结果，兰陵王仍然还原到面如处子的那个俊美男子的自我。

   电影显示惊人的表现力——主要以凝重古朴庄严的群体气势、油画般的色彩变化、悠远苍茫的荒原景观以及神秘的“鸟语”和仿佛从苍穹与地底四面八方涌动的乐音，让人因人类战胜自我和超越自我的不屈生命而震撼，生命的奥秘是如此不可思议。这部影片实质是现实主义的，并且十分理念，因为兰陵及其生育他的部落所希望的仅仅是走出困境，强烈的生存需要和生命意识驱动着人类不断追求自身的完美。艺术家用当代观念诠释人应该怎样生存与发展，动员和运用各种电影语言，以便实验对人类不断渴望改变自我形象的探索。

   《兰陵王》是艺术表现力和冲击力极强的一部电影，也应看作是一首充满神奇活力的关于人的史诗。人类至今还在认识自我，人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应该是怎样的？其间不免使自己“脸谱化”，一次次地失掉自我，历经磨难，必定在文明进步的历程中发展和完善自我。

                 1996.11.24《甘肃广播电视报》

   附言：我曾在戏剧论文《从脸谱化桎梏中走出来》（1985.4《宁夏艺术》）里提出关于“脸谱化”的问题，作为国粹的脸谱最终成为中国戏曲发展的障碍，从而结束自己的历史使命。现代戏曲再也不能产生新的脸谱，但“脸谱心理”和“脸谱化”思维则将与人相伴终身。每一次思想的进步和创新，其实都是冲破“脸谱心理”和“脸谱化”思维即概念化、类型化、形式化以及今日所谓线性化、单向思维的结果。

   观看《兰陵王》后，照例有座谈会，一位被称著名评论家的老兄以激烈言辞否定这部作品并质问：为什么不反映时代主旋律？！为什么不表现工农兵？！针对这样的指责，我作了肯定影片的发言。事后，报社记者希望将发言内容写出来，这就是上面这篇评论的来历。12年后看这篇东西，脑子里还是不停地转动“脸谱化”思维和“脸谱心理”这些字眼，我以为现在还是到处浮现和跳动着它们的身影。

                  陈仁川  2008.8.1

                          漫谈戏剧中的“疯子”

                                                 原创/陈仁川

       人类用艺术的笔触描摹自己，是精神生活的一种独有的需要。一切可认识和感知的现象，只要与人的生活有关，几乎都被展示在艺术世界里。其中，人的通常被理解的、正常的心理活动及外部形态，尤其表现得充分；但，艺术家并不因此而满足，还有意识地利用人的非正常心理活动及外部形态，如精神癫狂症所具有的“疯态”，借以突出所要表现的主题，找到塑造人物新的途径，从而扩大艺术反映生活的天地。

       戏剧中出现过不少有名的“疯子”，他们以独特的“疯态”给观众深刻的印象，往往让人从中想到一些深邃的哲理，以认识和把握更为复杂的生活内容。戏剧中的疯子与其他戏剧人物相比，一定程度上具有更多、更生动的戏剧性。他们或真疯、或装疯、或者被诬为疯子，不管以什么形态出现的“疯态”，都须与正常人的生活形态有根本区别。戏剧家感兴趣的正是这个区别，所谓“戏”，也恰恰从这里开始。

       因为，“疯态”虽是精神病患者的神态，其言行心理情状都因大脑功能紊乱而失去常态，变得令人不可理喻；可是在病理学家、心理学家眼里，这种“病态”其实又有规律可寻。戏剧家自觉不自觉地抓住有规律性的病态表现大做文章，化腐朽为神奇，以“疯态”触动社会和时代的神经，让人思考“疯态”外衣下包住的生活本质。这显然是个特殊的视角，从这里着眼，戏剧家得以揭示常人言行所未能包含的更深刻的思想内容。

      戏剧中的真疯子，如《哈姆雷特》中因哀痛父亲之死而神经失常的奥菲利娅、《李尔王》中由于女儿背叛而致失望的李尔、《麦克白》里陷入自我恐惧终于精神崩溃的杀人犯麦克白......这些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人物，无不以十分强烈的癫狂行为，将逼使其发疯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自然而然地暴露无遗。戏剧家和观众心有灵犀之处，就在于形象地、立体地看到剧中揭示的社会原因和心理原因。不过，以戏剧性而言，写装疯和被诬发疯，则较真疯子要强烈和迷人得多。一个身心健康的人，不得不借助“疯”的外衣“精神化妆”，本身足以提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问题：为什么要以病态、变态的形式掩盖自己的本来面目？是什么原因迫使他们屈辱地或有目的地装疯？这是戏剧家、观众都关心且极愿追根究底的问题。戏剧家非常清楚“装疯”这一塑造人物手段的难度，却兴致勃勃地钟爱这样的艺术手法，因为写好一个既有正常心理；又有“疯态”的人物，更能有力地表现特殊条件下生活内容的复杂性及其实质。

       我国古典戏曲早就出现过“假疯子”，写得最早、与后世作品相比也写得最风趣、生动的莫过于元杂剧《赚蒯通》。剧中的“风魔”（元人对疯子的称呼）蒯通，头脑清醒、富有智慧。他知道韩信被杀于未央宫后，自己离死期不远，生死关头为保性命不得不装起“风魔”来，在自报家门式的一派疯语中，极力突出疯人的外貌和神态，如唱“我面色醃氈，形容儿猥琐，木鞋子踏做粉滥，铁单裤倒做墨褐”，目的是让剧中的某些人糊涂，错以为那的确是个疯子；而剧中另一些人是知道其真相的，正如观众从开始就看出那是装疯的一样。哈姆雷特在深深感到个人猛然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又不能迅速采取复仇行动时，他必须掩盖真实想法，于是在外观上开始一种调节，内部的心理情状是正常的，外部形态则变为“疯态”，大量使用双关语，让人难以捉摸，言行有悖常规，这种内外矛盾的心理表现，最具有戏剧性。然而这一切，莎士比亚对观众完全泄露无遗，哈姆雷特对霍拉旭（实际对观众）说：“我今后也许有时候要故意装出一副疯疯癫癫的样子。”《李尔王》中佯狂避祸的爱德加也是一再以独白表示自己在“装疯”。这都说明戏剧家遵循对观众不保密的原则，有利于充分运用“装疯”这一精神化妆的手段深刻揭示特殊情势下人与人的变异型的联系，一个伪装疯子的正常人如何同一群正常人较量，他们之间的矛盾纠葛有着较之常人更奇特多姿的色彩。

       不过，装疯是极难成功的，正常人强制按疯态说话做事，甚至敢于吃屎喝尿，过一种丧失理智的木然的生活，除了坚定的意志和超人的毅力，在戏中最严重的考验是如何应付对立面的一系列试探：一个要以假乱真，达到精心设计的斗争目的；一个要破假识真，揭开疯子的真面目。戏剧家不是法医或精神病医生，他只能巧妙地设计考察真伪的一个个戏剧情节，这些对观众才是饶有兴趣的“戏”。萧何派一位机智人物去跟踪“风魔”蒯通，果然在夜深人静时看见了装疯的本来面目。当迷雾散尽，观众也从装疯与跟踪的戏剧场面中，感到了贯串全剧的那个“功臣不得好死”的主题。哈姆雷特的疯语一时难以理解，尽管是装疯，可是他的语言的确让人迷惑，所以国王及喋喋不休的波洛涅斯等人都真的相信其疯。双方为了各自目的进行的试探，犹如一次次触电发出的火花，王子与国王之间的交锋富有生活气息，合情合理。装疯者往往是最有意志、最忠于自己确立的理想的人，正常人同装疯者的戏剧冲突自然会波起浪涌，情趣横生。

      人们绝不是为了欣赏人类自身的“病态”，疯态得以进入审美视野的原因，是艺术家通过一条独特的途径反映复杂多态的生活，以十分尖锐的社会冲突，使观众能够透过病态和变态等非正常精神现象，认识和把握人在特殊情况下的相互联系。哈姆雷特说他“装疯”如同“心里有一种战争”，写戏就是要大写心里的“战争”和各种人物之间的“心理战”。我们应该赞叹有力量表现具有自觉意志的性格人物“假象”纷呈的戏剧家，真真假假，表里不一，才显出社会斑斓的色彩。舞台上的疯子，不论真假，都会促使观众对现实作哲理性思考，因而，变得更聪明一些。

                                       1985年第4期吉林《戏剧创作》

       附言：改革开放以来，艺术形式的变化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了，不论怎么大叫大嚷抢救古老的或者传统的艺术品种，除了专门家煞费苦心，并没有多少人当回事。如今，在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旗号下，各地文化行政管理部门和文联似乎都有事情可做，但要使那些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和老百姓审美情趣的文化上的“遗老遗少”重振雄风已不大可能，那些东西好像更多是与旅游和经济挂钩。戏剧——中国戏曲和舶来品的话剧，也在迅速的变动中，渐渐落魄到被人冷落，虽然还有些不甘寂寞的艺术家企图依靠小剧场争取观众，结果还是让人感到心酸，可怕的是吼破嗓子没有回应。如今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都干什么去了？！难道昔日的“小舞台、大天地”真就没有一点魅力？事实上，现在无论走到哪个城市，你都很难看到当地戏剧团体的演出消息，有时候竟然连免费也仍然观者寥寥。为什么？对这样的问号，人们已经无须回答，因为根本没有谁感兴趣。不同的社会背景、生活内容和审美需要的变化，决定着对艺术门类、形式的抉择，尽管许多年来“红头文件”还命令“公费”去看什么什么，但终究无法强迫观众自费走进剧场或电影院。最现代化的电影，同样面临十分尴尬的境遇，许多中国影片，上座率低得可怜，偌大电影院里有时候不过三五个人，笔者有几次就一人独享。重看自己二十多年前写的这篇戏剧随笔，不料引起的是这样的思考，因为许多著名的戏剧作品今天都无人问津，那些让人回味无穷的演出，已然属于空谷回响，颇有恍若隔世之感。但这其实是文化进程中正常的现象，我并无为之伤感的必要，变化是永恒的、也是永远年轻的，艺术必然走自己的路，创新才是唯一的通途！

                         陈仁川 2008.7.30

                 守财奴、败家子及孔方兄的去向  

                                                                                 原创/陈仁川

   钱这东西被戏称“孔方兄”，自古就很有人情味。可不是么？与你亲近还是疏远，都多多少少地激动你的七情六欲。因而崇高，因而卑劣，因而恬静，因而暴烈，因而美好，因而丑恶......

   汉朝有一富翁，膝下无子，照旁观者想，不如吃喝玩乐才不枉一世；此公不然，极吝啬。一天，来了乞丐，老人无奈，从内室取十文铜钱，往出走时又不断抽减，等交到乞者手仅剩半数，只见富翁紧闭双眼狠下心后才松手。不久，老翁撒手人寰，其视为血肉的“孔方兄”却不知最后归了谁！

   这是三国时《笑林》的一则故事，文中“汉世老人”守财而成金钱的奴隶。对守财成性之辈，古人笔触都加以讽嘲并安排人财两空的结局。显然，“孔方兄”行止不应该仅仅归于“守财奴”的古瓮。

   那么，一变而成“败家子”如何？据古代文艺作品刻划，守财奴的后代竟都是挥金如土的浪荡子，生来专与上辈“汉世老人”为敌，他们的无端浪费，与社会无补，对人类发展无益。因为按传统对“孔方兄”的认识，应以个人和家庭的康宁、长寿、富足为前提，做人须“去骄绝吝，治忿断欲”，方可享“五福”，即：长寿、富分、康宁、好德、善终。由此可知，面对“孔方兄”，做人莫贪莫吝，要求“适中”而已。

   自古以来，人的欲望与罪恶被广泛地同金钱联系，很少有关于从社会物质文明发展的角度评判金钱作用的记载。我们听到的通常是“君子固穷”之类古经和以农为本、商为末的方略。鄙夷金钱实则轻视谋利（从商及其他营利活动）的价值观成了文人坚守的精神阵地。于是，人们看惯了、听惯了对守财奴和败家子的斥责；却很难从历史轨迹发现“孔方兄”对社会人生也有积极效用。结果直到今天，市场大潮虽浮沉千千万万的人，但对“孔方兄”春归何处？“下海者”与“观潮者”似乎所知寥寥，倒是一阵阵泛滥“安贫乐道”、“恬静是福”等“知足常乐”的文字，作者的语气一味回避老孔之诱惑，如此实乃还是与社会发展不沾边。

    正确的态度，不当守财奴；也别“今日有酒今日醉”。“孔方兄”该投入有利有益于社会的发展。“取之有道”是至理，只是这“道”既是正道之道，也是正确途径之道。付出心血、汗水和靠劳动、智慧、创造去获取，钱这字眼从积极方面看正体现人的价值、含着美好的感情和合理的目的。不过，今天颇有些号称“款”的人，虽坚决不当“守财奴”；但主张“泼天价的家当任我潇洒”，纸醉金迷，一夕“ok”不惜耗费数千甚至上万，这种人立意与西门庆为同类。西门庆不可谓不懂“生财”，然“生财”后骄奢淫逸，终于早早了却卿卿性命。

   可见，“生财”之后重要的是为社会和人生正确而合理地“理财”，其实，“用财之道”可谓深矣。我们应该宣传和引导用钱于“正道”，提倡对待“孔方兄”的积极有力的态度。

                        1996年 《消费之声报》

   附言：当比尔.盖兹的“裸捐”让国人大开眼界、无不万分感动时，关于“孔方兄”的积极作用便凸显出来，我想，公民社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不是可以看作是金钱的公益性和慈善性的强化？

                             陈仁川 2008.7.26

                      甘肃人与大槐树     原创/陈仁川

    甘肃农村常有老人自称祖籍“山西洪洞大槐树”，往往惹得年轻人哈哈大笑。其实，这并非虚言妄语，它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至今，一些地方还流传着“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的民谣。

    元末，战乱频乃，造成数不清的“无人区”，严重威胁到明初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朱元璋父子接受郑州知府苏琦的建议，先后用了近五十年时间大规模移民。

    当时，洪洞是相对的地富人稠的地区，于是成了重点移民县。负责此事的官员住在洪洞广济寺附近的驿站，那时从四面八方强迫迁居的百姓经过编队，都由广济寺启程，分赴地穷人稀的地方或边境去屯田或戍边。广济寺旁有株汉槐，“树身数十围，树荫蔽数亩”，被移民们看作故乡的象征，含泪离别时纷纷攀折槐枝寄托对故土的深情；到达新居后，又不约而同地栽种槐树，同时一代代讲述关于大槐树的历史记忆。

    可惜，有关甘肃人与大槐树的资料，今天能够见到的实在太少，万幸的是，古槐乡的洪洞人已作了许多考据。

                           1983.3.13 《兰州报》

    附言：这篇小文章登出后，没有想到很快由报社转来一位读者来信，原文如下：贵报刊登的《甘肃人与大槐树》一文，读后特别感激。我们庆阳董志塬一带都说祖先是山西大槐树底下的人，但一直不知究竟。贵报提供了初步依据，希望转请作者继续考证，也希望多刊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宁县张述礼1983.3.30

   说实话，我那时并没有到洪洞县，也未曾亲见有名的大槐树，只是依照当时的一些资料而已。但写这篇东西也不是没有原因，文革前在甘肃农村社教时，不止一次地与当地农民聊天时接触到“大槐树”问题，也有人说他们的先人来自南京。

    2000年，去参加中央戏剧学院建院五十周年同学聚会，特意从山西去北京，途中专程到洪洞参观向往已久的大槐树，据说那已经是第三代大槐树了，海内外成千上万的寻根者纷至沓来，希望在那里查找自己姓氏家族的来历，遗憾的是我去的那天，“姓氏族谱”恰好没有开放。后来，我到洪洞县文化馆了解“大槐树与甘肃人”的材料，他们很热情地将一些情况写给我，下面是所提供的内容：

   1、甘肃省甘谷县原家庄东南，曾经挖出明朝万历年间的一处墓葬，出土一个牌位，上面记载主人名叫原恩赐，系一武举，先祖由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这地方还有一个传说，王、姚、李三姓为土著人，其余都来自洪洞大槐树。

   2、甘肃省庄浪县一个叫岳堡的村子，树木很多，而移民到那里后，却把别的树砍掉，只留了槐树，作为故乡的象征。后来槐树叶冠蔽天，被当地人视为庄浪大槐树引为骄傲。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兴起寻根问祖热，后来渐与发展经济联系，各地纷纷出现与远古祖宗挂钩的旅游胜地、景观，特别吸引了大批海外华人到来，显示着炎黄子孙之源远流长。我想甘肃人是否与大槐树有血统关系，似乎没有多少进一步考证的必要，每一个地方也许都有其久远的传说，可以作为中国大地历史悠久的证明；另外可能也是一种好奇与兴趣，增添一代代华夏儿女的思乡爱国情怀吧。

                      陈仁川 2008.7.24

                  莫让“微笑”成“无奈”   原创/ 陈仁川

   让.诺安在《笑的历史》中说，黄种人自称：“亚洲人以微笑来驱除一切邪恶的东西。”这大概是指用以表现人生的“微笑”或曰幽默，也算一种“化解”丑恶的精神武器吧，斗过斗不过，先报以“微笑”，不畏惧对手；又轻松洒脱。如此看来，应付复杂的现实，冲着一些“邪恶”玩意，“微笑”一下也无不可。

   时下，有力的证据莫过于流溢大众口头的顺口溜，例如：“一杯酒，一桶油；一顿饭，一头牛；一辆车，一栋楼。”“会做不如会说，会说不如会戳（走后门），会戳不如会打砣（行贿）。”“受贿者——据‘礼’力争；老实人——愚昧无‘资’”“上午轮子转，中午盘子转，下午骰子转，晚上裙子转”之类，颇能显示群众“李有才板话”式的幽默。说的人，听的人，一起大笑。

   公众的“微笑”大多瞄准腐败型“邪恶”，这本是党公开号召与之斗争的对象，按说上下呼应，“斗”而治之，“反”而胜之，指日可待，人们大可不必将“微笑”的“铲子”只在顺口溜的“锅”里搅。大家尽管放心地说在会上、写在材料上，公开与隐蔽的“邪恶”一定统统亮出“鬼脸”，大大小小的“蛀虫”必然一一“驱除”之，该多么痛快，多么开心！然而，世上的事偏偏不这么简单，君不见顺口溜不是只在群众的口里溜溜而已么？

   的确，曝光的“邪恶”已然不少，一些还“开刀示众”。而且，各级纪委正进一步动员“深入开展”，有识之士也纷纷指出反腐败与稳定社会二者的一致性。可是群众似乎不安于现状，不断提出新的“为什么”的问题，如说：有的实权者，一地“腐”迹，却一调了之，易地做官甚而晋级；年龄到位，虽捞了丰厚“油水”，仍抢在卸任前再伸贪手，后来只因“还乡”便一了百了；一些明明有案可查的单位，一番“自查”，倒成了“一方净土”；天真的“微笑”者，言之凿凿说在会上、写在纸上，等待查处“邪恶”，不仅被一拖再拖，杳无音讯，有的人还遭打击报复。如此等等，人们疑惑，凡此种种难道对腐败还不到动真格的时候？！

   反腐败斗争开展以来，对权钱交易、化公为私、贪污受贿，只要用心查，绝对可以“量化”得大致清楚；但许多时候，老百姓感到查处的“软化”，所谓“下不为例”、“法不责众”，最后又一次“走过场”。工作组雷声大雨点小，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大事化小”，“查无实据”等等，最后人们徒有无可奈何之“微笑”也，顺口溜里七分苦涩、三分快意，落个嘴头上“过把瘾”而已。

   莫非“微笑”竟与“无奈”划等号？！可以的，这情景并不少见，在腐败反而不掉的角落，新的顺口溜随时会脱口而出，不过说者脸上的“微笑”挂着“无奈”。

                  1994.4.30 《民主协商报》

   附言：如果说“顺口溜”体现着人民群众的幽默和机智，那么这样的聪明才智已经表现得非常充分，网络世界不是为此不断拓展其空间吗？在反腐败斗争已见规模和成效的今天，顺口溜似乎还在起“微笑”的另类作用，因为一些地方、一些时候，“微笑”仍然从舆论上揭露腐败，尽管挂着“无奈”也还是事实。

                  陈仁川  2008.7.23

               农户“家庭舞会”的启示      原创/陈仁川

   消费如同奔腾不息的潮流，涌向社会的一切角落。口袋鼓出那么几分，人就随之闪动十分二十分的欲望，本是一种很自然的社会现象。但过去有那么些年头，腰包不仅不能鼓，最好是空空如也，消费二字同时被轻视、蔑视、冷漠甚至否定。城里人或者对此还感受不深，因为，柴米油盐、衣食住行，一应需要都一一掏钱，即使穷到翻遍衣兜、抽屉，凑几个硬币买回一斤酱油，也还是消费；庄户人就不同了，从门前屋后拔几根葱、窖里取两个土豆，便对付着做一顿面。过去许多年，消费这个字眼，在众多农民头脑里陌生到闻所未闻。于是，很多的城里人对广大农村的消费问题一无了解或曰一片空白。尤其是，文革几乎每日宣传不止的“形势大好”的农村，真正在有了转机后，却报道得不那么具体，要么是“冒富大叔”；要么是辍学小子，今日农村老百姓的生活面貌有什么普遍的变化，表现于消费观的内容又是什么，仍然是城里人体察甚少的事。

   然而，农村的消费不仅悄然而至，且如城市一样地跃动。笔者近日到河西走廊的几个县出差，虽只能略略感受这跃动的势头，就有一种消费市场必定向“广阔天地”转移的预感。聪明的企业家应该及早到中国市场的真正腹地去考察，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受益。不过，引起我上述议论的消费现象，倒并不是厂长、老板们生意经中的农村市场，而是完全未曾想到的农户自我娱乐的“家庭舞会”这件事。

   金昌市的乡间，当地农民既受到城市文化的冲击发出一种新的欲望，要仿效城里人所能跳的那些舞、包括年轻人“火”的迪斯科；同时又承接传统的亲情、人情及乡俗村风的影响，简直是出于本性似地将“舞会”和乡情巧妙融合，使之成为具有农村特点又兼城市色彩的文化生活。即使三夏大忙时节，入夜后，许多庭院依旧灯火通明，当晚主办舞会的人家，做好照明、饮料茶水等准备，乡邻及亲朋好友被邀至一堂，在院内尽情歌舞。有的主人备有卡拉ok，有的家则只放磁带。年长者沿习俗扭秧歌、吼秦腔；新生代当然是交谊舞。几代人相互“认可”、“容纳”，曲尽人散，高高兴兴，忘了疲劳；又借舞会补偿“人情”、加强“亲情”、淳厚“乡情”。

   农村“家庭舞会”显然没有现在市镇歌舞厅那种高消费，可是，我们已经间接地看到亿万农民所兴起和必定兴起的对精神文化消费的追求。这种追求是新鲜而强有力的，建立在“腰包”渐渐鼓起来的基础上。消费的流向从表面看似乎盲目，有时让人莫名其妙，形同一只看不见的手，不知怎么就伸向某个“热”点；但是，仔细观察多少都可凭踪追迹，它总是在具备“鼓”起来的前提下，首先向着有“缺口”的地方奔去，所谓“缺口”也就是“需要”。中国人口如此之多，其多又主要在农村，一切贫困的地方会走向富裕，目前尚待解决温饱的人们必定要冲出生活的低谷，迎接温饱和小康。笔者随意走进看见的“农家舞会”，了解到当地已是开始致富之地，他们的“缺口”亦即“需要”，也正是其他解决温饱问题后的人们的“缺口”，何况小康人家还将被新的“缺口”刺激而投入新的消费，这正是永无休止、一往无前的消费流。

   需要是在不断满足、不断激活、不断更新地发展，农户“家庭舞会”显示出这样的趋势。现代科技成果——电视机、音像制品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农村文明快速地向城市文明靠拢，二者接轨的中介可以说就是消费。农村消费的任何一个新动向，都是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的。

                        1996年《消费之声报》

   附言：十二年前，到甘肃金昌采访农村“二五普法”工作，路过一处农家，听到里面传出欢乐的舞曲，引起我的好奇，同行的司法局干部说：“当地兴起家庭舞会，过去走动无非吃吃喝喝，现在变成互相请到家跳舞。”我们径直走进去，受到热情的欢迎，主人不无自豪地说：“如今，城里有的，农村也有。”而且，这样的“农家舞会”村里还有许多，干完农活大家红红火火地自乐，他们说连农村社会秩序也好了。

   随意遇到的农村文化活动带有新时期的特点，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没有城市文化的冲击和融合，没有新的消费观念，这样的农家舞会不可能出现。尽管，今日农村在消费方面存在极大的差异，还有很多的贫困地带远未产生自办“舞会”的欲望，甚至会认为这样的消费高不可攀，但并不能因此否定农村新的消费需要，不能因为还有温饱不足的地方就以为农民应该停步不前，以后也不会有符合社会发展的新的消费！

   农村变化应该说是巨大的，很希望在博客上不断看到介绍农村新的消费面貌、新的文化需要、新的精神追求。

                     陈仁川 2008.7.22

                       人民需要焦裕禄        原创/陈仁川

    现实生活往往向人们提出与往昔惊人相似的问题：当共和国面临六十年代初的严重经济困难时，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光辉事迹，曾振奋了无数与天灾人祸斗争的干部群众，也是那时，一篇讴歌共产党人正气歌的长篇通讯，使焦裕禄的形象在中国人心底扎根，人民需要焦裕禄，距今二十七年前，就是这样的呼声！时至今日，中国经受浩劫的痛苦、改革的欢乐后，仍然发出同一个强烈的呼声——人民需要焦裕禄！

   今天，电影《焦裕禄》上映后，人民群众召唤老焦的感情得到一定的宣泄，然而，不能不沉重地意识到，提出“需要焦裕禄”这个问题本身却有极大的尖锐性，如果我们的党政干部不能真正树立和发扬焦裕禄精神，人民群众将因此感到失望，所谓血肉之情、鱼水之情只能是一句空话！

   群众表面上有时是那么涣散无力，干部走到基层，有时会以为那里没有什么希望，尤其是环境险恶、灾害频乃时，还将听见无望的抽泣声，目睹离乡别井的惨景，很容易发现一桩桩、一件件不良的行为，这时，共产党员、国家干部宣称是人民公仆者，该说什么话、干什么事，让群众信任你，认定跟着你一定能够看见光明？同某些在困难和关键时刻背离人民、抛弃人民、脱离人民、利用人民的从政者对比，焦裕禄则是一个崇高的榜样，他热爱人民、眷恋人民、忠于人民、献身人民，他的存在让人实实在在感觉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衡量一个政党、一名领导干部和一个其他什么人，根本标准只能是看其对待人民的态度。影片《焦裕禄》的成功，正在于有力地揭示了这一深刻而平凡的真理。

   焦裕禄受命于危难，他见到的兰考是贫瘠荒凉的土地。衣衫褴褛、饥寒交迫的农民群众，在当代题材的影片中第一次表现得如此大胆、逼真。同时，焦裕禄面前还有吴县长式的对人民无情的干部。他震怒，发出一个声音：对人民无情就是犯罪！他之所以上任即敢于“放火”，完全在于他的感情走向在群众一边，使他作出兰考历史上破天荒的决定，带领党政干部到火车站现场，旗帜鲜明地亮出共产党人除了人民的利益别无选择的胸怀。焦裕禄为人民作出选择和采取行动时，绝无娇揉造作之态，在与吴县长的交锋中，在宁受处分也要弄到高价粮的决策时，他为人民奉献一切的思想、情感脉络清晰可见，这就是党和人民的利益一致，党的目标和理想，就是人民选择和实践的事业。影片抓住焦裕禄与兰考人民之间的感情线，以扣人心弦的情与理，一次次地撞击观众的心扉，引起人们深沉的共鸣。既然在困境中，老焦能够燃烧自己、照亮别人、振奋人心、团结战斗，以坚定的信念和充实的精神集中干部群众的聪明才智，将潜在的积极生活的愿望和改变环境的意志启动起来，变成改造落后、抛弃贫困、建设新生活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在社会有了长足发展的今天，我们党政干部为什么不能坚持发扬焦裕禄的以革命为纽带和环节、甘愿在党和人民的密切联系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影片的成功还在出色地塑造了默默的、富有弹性的群体形象。电影中多次表现干部、农民的集体场面无不令人震颤，让人激动不已。茫茫沙丘上悲壮的葬礼，这典型的民族悼念活动，在中国当代已多次出现，正如片中赵专员所说，群众眼睛是雪亮的。焦裕禄顶风冒雪，日夜救灾，忍受肝病折磨走村串户，寻找治穷之策，从老焦而言，不仅是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因为真正感到了人民群众内在的活力，真实地理解群众中蕴藏着社会主义积极性，所以，他认为人民群众遭受苦难，首先必须归咎于领导者的过失。作为与他的精神映照或不可分割的一面，是兰考人民对他的回报和评价。片中再现兰考人的一片深情，群体场景有双重含义：一、人民的选择是正确的，具有历史的穿透力。无论是现时的风云际变，还是历史的沧桑波澜，人民对于人的评价最终是公正无阿的，对焦裕禄如此，对其他人亦如此；二、人民的选择实际上具有鲜明的针对性，为什么上任仅四百六十多天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给兰考人乃至全国人民持久的震撼和激励？这不是意味现实中焦裕禄精神太少了么!与影片中老焦和乡亲们之间相互支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干群和谐的关系比较，不是应该疾呼焦裕禄精神回归吗！

   焦裕禄在兰考工作只有一年另三个月，人民对他至今怀着无尽的思念，感谢艺术家献上了代表人民的怀念之情。观看这部正面大写英雄、显示真理力量的电影，让人再次想到中国太缺少振奋人心、振奋民族的艺术作品！一个民族，理应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有自己坚定的信仰和朝气勃勃的奋斗精神，《焦裕禄》是适应人民的这一精神需要和选择的生动体现，我们渴望接踵而至的是中国人民满意的让人向上的广泛的精神享受。

                         1991.3.15 《法制导报》

   附言：电影这个最接近老百姓的艺术门类，如今早已远离下里巴人。现在所谓的主旋律不被看好，通常大加宣传的“教育片”，往往靠红头文件让公费买单，到底是群众不爱还是其它什么问题？至今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而电影院“闪亮”登场的、为了掏观众腰包即创造票房价值的影片，主要是哪些？今天可以说绝大多数人与最有现代化气息的电影告别。提供给年轻人的“精神大餐”据说大多来自好莱坞；而“中国制造”亦转向与“国际大片”套近乎，最近《赤壁》（耗资8000万美元）华丽亮相，结果“笑”评如潮，靠大制作、大场面征服人心，更加远离了观众。如今，人们很难在电影院安静地品味来自生活和与现实有关的作品，可以说我们的中国电影没有中国人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面貌，中国电影脱离最广大的欣赏主体也是必然的事。因此，重提《焦裕禄》，我想也是与今日流行的完全背离现实的大片作对比，真正的艺术不能没有时代感、现实感，不能没有现代观众的生活感受和对理想的追求。

                           陈仁川 2008.7.17

                          桃园之外有“盖公”  原创/陈仁川

   自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先生，颇神秘地描述了一个“怡然自乐”的隐居社会以来，世外桃源的景象就一直成为古往今来的人们神往的乐园。

   笔者生活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重读《桃花源记》，仍免不了为之动容。不过倒并不希望如桃园人士那样弄得与“外人间隔”，“不知有汉”；我所热心的是安居乐业地过日子而已。“桃园”通常被当作“仙境”，其实，里面既没有时下的高消费，也无自我表现的卡拉ok，有亦不过是“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那里的男男女女所享乃“种作”之苦，那么自己何来向往之感？左思右想，以为就在于“安居乐业”。

   倘若，一会儿担心“飞鸽”不翼而飞，一会儿惊恐窃贼破门，对遵纪守法只求平安无事的笔者一类人来说，必定要添几分不安和忧虑。有时是为别人的不幸叹息不已；有时轮到自己哭丧着脸。即使这些都未亲历，仰赖现代传媒，我们几乎每天可以感到某个角落发生的犯罪，并且“罪犯低龄化、手段现代化”，“作案方法残忍，胆大妄为”云云不绝于耳，作为一个活着的公民岂有不因社会治安形势严峻而不忧心忡忡？

   西汉人贾谊替皇帝的治国安邦出了不少主意，《治安策》所述便是流传千古的治世方略，其间辗转反侧论述“安上而全下”、“以危为安，以乱为治”的道理。翻检史籍，历代君臣寻求治安策费尽心机者不乏其人。不同的社会必有不同的治安问题，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治安策。这虽不能也无须套用，今天借鉴一下，不能说绝无必要。古人曰群策群力，就有社会问题让社会成员集思广益的意识。

   《史记》载齐国丞相曹参召集长老诸生垂询安聚百姓的办法，结果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曹参不知如何定夺，于是又派人恭恭敬敬地去请来一个叫盖公的人。此公果然不负众望，大讲了一通“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的黄老之言。笔者对黄老思想素无研究，不敢妄言，唯欣赏曹丞相恭听“盖公”之言的态度，他先遍请诸生出谋划策，然后又深入民间，真心诚意地求贤，最后一当决定采用盖公之言，立即恭让盖公住他家的正堂，以示推行其主张的坚定不移。

   桃花源里肯定请不出“盖公”，那里显然没有社会治安问题；并且在武陵渔人之后，凡“寻向所诘”者都“迷不复得路”，渐“无问津者”。大约，本来就不曾有世外桃源吧。执法者只能在桃园之外多听听民间的声音，我以为“盖公”未必会少，寻求治安良策，随时需要像“曹参”式的不耻下问，欲综合治理社会治安问题乃至一切现实问题，务必广开言路，恭恭敬敬地、行之有效地听社会各界“盖公”之言。

                     1990.12.21 《法制导报》

   附言:距发表这篇杂文十多年的今天，“盖公”之言是否言路畅通了呢？听说全国各地兴起又一轮地方官员（当然是真正有实权的领导）与老百姓面对面“沟通”之风，力求解决民众渴望解决的种种问题，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不过这总比不作为听任民众积怨、不务实脱离群众要好！

                           陈仁川2008.7.16

                     但愿没有这“幸福”       原创/陈仁川

    最近，友人赠我一份1994.5.11出版的试刊第一期《中华读书报》，对于刚刚面世的报纸，自己照例是迫不及待想要读出它的品位的，希望结果会像猛然发现蓓蕾初绽时的惊喜。果然，一口气读完（除了三个版的图书广告），不只是一种读书人为有了关于读书的专业报而兴奋；更有被字里行间的内容所触动后的思索。

   让人思想受到震动最大的是“书海人生”栏目中《留住冰心》这篇文章，作者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与二十世纪同龄的冰心老人，“在一切都应趋于平淡、不宜大喜大恸的年龄”，却“一改她的恬淡、超然、静美的文风，写出了若干辣人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中引用冰心在一篇文章里的几句话：“我们都应该有极其深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知书识字的公民比我年轻，不要坐视堂堂一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在二十一世纪变成一片广阔无边的‘文化沙漠’。但我还是幸福的，因为我无论如何是看不见了。”

   冰心的话尖锐到令人闻之颤栗！当我们许许多多的“知书识字”的公民，日夜不宁地被商潮搅动时；“肥沃土地”不时冒出文化的“不毛之地”时；当我自己也不得不侃“生财之道”，并在别人的富有面前不免心态失衡时，一位世纪老人则用一种“灼热的燃着的火的辣”，以她丰富的人生阅历凝铸的希望之火，又一次唤起我们在世纪之交应有的精神追求。冰心的话，催人泪下，还有什么比一位睿智博达的老人对一个时代和晚辈们的爱更强烈的感情？冰心的“但我还是幸福的”这七个字，字字千斤，将沉重地压在一切尚未麻木不仁的人们心上！一个社会，如果只剩了“钱袋”和大把大把的“游戏人生”，人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文化沙漠”，对于见过戈壁大漠自然景观的人来说，头脑里一定会联想到无边的空白，“文化”没有了，有的是“人工的沙漠”，时间仍在无情地流逝，然而人类自身竟要走向僵化、蛮荒、无知。近年来，报刊上登有大量的事实证明了这一可怕的“文化沙漠”现象并非妄谈。

    笔者曾在一些先富起来的地方采访，到过不少个体户、私营企业及农家的室内，企图发现“书”的身影，可惜，即使“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摆摆样子也少，里里外外是物，是主人一家生存及享受的够体面之物。问及何以无“书”？曰：“看那何用？”或一言以蔽之：“没时间！”同好几位戴金手镯的男青年交谈，他们说：“不识字还不是照样有钱花！”至于在农村“广阔天地”，像《凤凰琴》电影中那样陷入困境的学校及当今希望工程来不及挽救的失学少儿随处可见，许多来自官方的报告对这类社会热点并不回避。在这跨世纪的当口，听见慈爱的冰心奶奶这般“辣”的呼声，人们难道不该产生“极其深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吗？这“辣”，悲壮、激愤，更有挚爱、热烈。

   为了让一位以七十年笔耕、竭尽心力建设文化绿洲的伟大母亲，对未来应拥有一派文化春光的祝福不致成为海市蜃楼，我们每个人都该真正地为了“文化”做点什么，“留住冰心”，宁让她不为此而“幸福”。

                        1994.6.11 《法制导报》

    附言：近十多年间，应该说“文化沙漠”已经大大缩小了。当年，共和国最早“吃螃蟹”的改革开放排头兵——深圳，曾经因为文化显露“沙漠”的丑陋而感到耻辱，于是下大力气“做文章”，如今“文化绿洲”春光明媚，“改革牛”在浓浓的“文化氛围”中更显一往无前之势！

    我想冰心老人在天国真正要为今天的中国人感到幸福了。

                    陈仁川 2008.7.15

                        肯信人间有真情         原创/陈仁川

   早就听说一篇《她的中国心》震颤了无数中国读者，但我未见这篇作品。后从电视看见：“她”——一个战争遗留在中国的日本孤儿，被一对善良的中国夫妇抚养成人，大学毕业后默默地在一个名叫库伦沟的地方任教，三十年如一日，虽然如云似雾的樱花之国是生她的祖国，而她深情所系、她的生命却是属于中国，她，蒙古族名字叫乌云。最近，接到1990年11期《新华文摘》，才终于捧读徐福铎的这篇报告文学，自己被感动，流着泪，透过作品诗一般的语言和散文的意境，想到许多......

   乌云的遭遇和被中国母亲养育的经历，是比较特殊的。有人因此会说，乌云和她的中国亲人、朋友、学生之间容易倾注纯洁的真情；至于其他芸芸众生的中国公民，则难以企盼人间真情，以致要让影视的虚构召唤情兮归来。的确，乌云拥有特殊的人际关系是她感受中国人美好情怀的捷径；然而，几十年相濡以沫、患难与共的不了情，处处离不开一个“真”字——真诚、真实、真心，却绝非仅靠拥有一个特殊的关系就能获取。

   中国人传统的讲究人际之间应真诚、和谐，“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珺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古老的《诗经》中在这里讲的是男女之情，实则概括了人间应以真情“永以为好”的追求。今天，社会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如何都应该在传统美德的基础上有新的空前发展。乌云，一位异国女儿对中国像对生命一样地热爱，作为中国人又该怎样爱自己的祖国？爱心应该（尽管要有教育、培养的过程）融化于事业、于朋友、同志、亲人乃至华夏一切同胞之间，这显示着一个中国人文明、进步的人格和素质。

   由此又想到，民间云：六十年代人整人，七十年代人恨人，以及人骗人之俗语。自然这不是指社会主流，可也不能否认这实际存在的畸形的人际关系。人整人，不待细说，那是一片阴云，总算在消失；人恨人以及人骗人、人害人呢？文学、戏剧、影视作品正刻划和揭露着，新闻媒体亦不时予以抨击。我们调查罪犯的心态，很明显地发现他们几乎不同程度上存在“恨”人或“骗”人或“害”人的动机和行为，从恨具体的人到恨所有的人。再随便看那些昧良心的“孔方”牌厂家和个人，他们靠假冒伪劣的把戏不知坑骗了多少人！由此可见，社会弊端和社会治安诸多问题，其内在的一个重要原因，难道不正与这种“恨、骗、害”人的不良风气有直接关系吗？

   “我们手拉手，友谊传四方”这激情的歌，来自24届奥运会。“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间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声音。电视连续剧《渴望》被评价为“人间自有真情在”的形象体现，文学艺术家们在九十年代应该多一些再多一些地大写《她的中国心》式的作品，中国人向往社会充满“人间真情”，这是无可置疑的。

                     1990年末《法制导报》

   附言：在汶川大地震之后，每一个中国人在大爱无疆的温暖阳光下受到一次前所未有的心灵洗礼，不仅思想、感情被人间真情沐浴，同时在行动上有了各自无私的爱的付出。大灾大难面前，中华民族拥有“真情”这样的精神财富，说明能改变中国人自身的精神力量正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

                        陈仁川 2008.7.14

                 “请保存六十五年”所感         陈仁川

    每天，编辑部都收到一堆来稿来信，除源源不绝地给报社供稿，最可贵的是来信提供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民主法制建设的信息，真切地反映各地、特别是基层民众的愿望、意见、要求。这是真实而生动的大千世界，其脉搏、呼吸时时撞击着每一个编采人员的思想、感情。

    最近，有一封厚厚的来信，长达29页，读后尤其令人感动。这信似乎从湖南寄出，署名“民众通讯代表”，以“治理整顿社会秩序，搞好社会治安管理”为题，列举当前大量的社会治安问题，并且论述了预防和治理之道，为党分忧，为国献策，拳拳之心，跃然于纸，让人肃然起敬。

   信里前前后后摆了上百种社会不良现象，例如：车匪路霸为非作歹，一切向钱看导致一系列恶果，为富不仁者嫖、赌、重婚、纳妾，官商勾结、官匪一家，封建迷信活动，走私贩私，组织黑社会，制贩毒品、黄色录像书刊，假冒伪劣商品泛滥，拐卖妇女儿童，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行贿受贿成风，以言代法，关系网等等；信中创言学雷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吸收德才兼备的人入党、干部参加义务劳动、鼓励群众举报不正之风和不法行为、严肃处理搞打击报复的领导干部......来信说这些内容系他们搜集到的人民群众讨论国是的“街谈巷议”，言辞铮铮，使人受到极大的教益和鼓舞。

    值得注意的是信末有这样一句话：“来稿请保存六十五年”，即保持至2055年。显然作者充分估计了事物发展的复杂性。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对应，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现代化国家，需要全党全民为之长期艰苦奋斗，信的作者清醒地看到了充满斗争的现实；同时，对中国的光明前途满怀信心。

   来信再次说明我们有世界上最通情达理、最关心国家命运的人民群众，作为新闻工作者绝不能辜负人民的期待。

                        1990.7.13 《法制导报》

   附言：对这篇小言论，时隔18年后重看，其内容流露着的期待、愿望，还是十分强烈。“保存六十五年”，提出这样一个时间概念，很有意思，在社会变革转型期，老百姓关心什么？人民大众爱与憎是什么？应该是一切执政者时刻需要沟通和了解的头等大事。可是时至今日，公仆者不可谓不多，而真正将这件事自觉地去做的有多少！在知悉民情之后竭尽全力解决问题、发展民生的为官者又有多少！

                       陈仁川 2008.7.14

                 由“流动厕所”想到“东方智士”

                                                          陈仁川

    四月九日上午的兰州东方红广场有一特殊景观，三辆崭新的“冲水流动厕所”并列摆放，随着一阵热烈的爆竹声，同时飞起五彩缤纷的气球，“流动厕所”被宣告“启用”，围观的人们说：“如今连上厕所也放鞭炮了！”

    为城市开设“流动厕所”，这似乎难与“宏图大业”之类相提并论。尽管如厕属“水火无情”，人皆必需，但到底同衣食住行、国计民生的大局比起来，总还是有观念的高、下、贵、贱之分。许多年来，中国人过惯了“穷日子”，自然不会奢望或侈谈什么“厕所”还要“流动”，即使满街跑一身臭汗，几百分钟地憋住“水火”及至六神无主，最后也不过在终于“解决”时大大松一口气，并不到处叫喊“厕所乃大问题”。真正煞有介事，以为天大发现的是那些出国周游归来的人士，不免用洋人的眼光对照国人“排泄”的困境，宣布“厕所”也有“文化”，公然在媒体上堂而皇之地大讲“方便”要如何高雅，将人类无一例外的最粗俗的“流通”，硬说要变成一种“享受”。此等高论，通常一笑了之；可是后来，曾几何时我们自己不知不觉地竟也同意和希望这“享受”了，虽然所想象与东洋的、西欧的洁净、舒适的“厕所文明”还不可同日而语，不过毕竟从“流动”之便感受到现代人史无前例的福气。

   南宋文人朱敦儒写了篇《东方智士说》的寓言，含义极深。东方有位自号智士的穷书生，一日，被富翁请去，说因出门远行特恭请智士登堂做个一年期的主人，富贵荣华任其享受，奴仆妓妾凭君支配。智士进驻“富实伟丽”的高门大院后，却令所有人大惑不解，他见“圊”（qing 厕所)舍肮脏狭窄与高广富宅极不相称，“新官上任三把火”，竟对不屑启齿的龌龊之地“发难”，这名“终岁不免饥冻”的穷措大，完全忘掉享主人大乐的使命，即日起组织“治圊”，“躬执斤帚，与役夫杂作”，废寝忘食，蓬头垢面，唯恐“圊”不能尽善尽美。如此辛苦刚好一年，即要竣工，主人如期归来，智士方如梦初醒，其才智心力原来统统交付一个无人理喻的圊舍；而阔佬家的风花雪夜、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珍馐佳肴，居然连边都没有沾上。“东方”产出如此痴呆傻，遭旁观者万般讥笑，正是“天经地义”。

   不过，难道真该讥讽么？智士一经发现华美建筑（或曰：人生、现实）的缺欠（圊的不相称或某事业不谐、不完美），马上倾心尽力、埋头实干、有的放矢、力求补缺，其治圊精神贵在致“用”于“用武之地”。至于“用武”之外的“享受”，全然无动于衷。智士之“用”，实在令人深思。

    由此想到“并列摆放”将“流动”的厕所和为筹划而终于实现此举的公仆们，其行为不也该属于治圊式的务实和补缺精神吗？寓言中的东方智士懂得“圊舍”建筑应与华宅整体相称，亦如现在提出城市文明要有相应的厕所文化；然而，智士之举在富人眼中全系无谓的傻事，在其他人看来更是不知享受人生的大笨蛋，这似乎涉及知识分子如何“致用”及其价值问题，已经带着社会的普遍性，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待作别论。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古代这位愚蠢家伙仍可给当代聪明人以启示，包括治圊在内的实事正无穷尽地等待每个人去做；同时，还更需要一种让今日智士“用”于实事后不致被讥笑、自己亦不必“且悲且叹”的社会风气。

   当年智士因“用”而无用，最后恍然若失、郁闷而死。倘若智士存活于今，那么他是否真就不被人嗤之以鼻？！面对诸如“今日有酒今日醉”、“有权不用白不用”之类人生哲学及其实用，他是否仍然会抑郁寡欢不得终日？！我想这里还是不忙回答，且看“厕所”“流动”过来，赞叹的、鄙视的、木然的......不管人们怎么想，都会“主人”般地前去一番“受用”，仅此一点也许便该今日智士对自己道声“足”矣！

                       1995.4.28《法制导报》

   附言：后来的事态不幸而言中，为市民造福的今日治圊者，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尊重，最不可思议的则是连他们辛勤致“用”的成果——流动厕所，两个月后“神秘消失”、并且最后冷冷落落地被废置于“无用之地”！笔者注意到这个现象，进行追踪采访，在该年11月6日、13日的《消费之声报》发了《寻找流动厕所》（上、下）长篇报道。尽管“事实”好像只是在说“流动厕所”以及“城市美容师”——环卫干部和工人，也就是“东方智士”之“治圊”，实际透过字里行间提出社会应该珍惜、尊重、发扬、褒奖一切“治圊”精神及其成果，并真正为脚踏实地干实事、有所作为补缺者创造宽松的舆论氛围和良好的工作环境。

   许多时候，我们很容易看见一些为官者和号称公仆者不作为、乱作为、胡作为，却拿他们没有办法。除了贪官可能在被发现后绳之以法；对那些振振有词、动辄皆有由头的庸官、昏官以及不重民生又自以为是的“清官”，又缺乏有效监督和查处的环境和制度。“东方智士”到头来“郁闷而死”；今天绝不能再让现代“智士”务实之后还活得那么艰难、那么缺少成就感！

                       陈仁川   2008.7.10

                                                                                陈仁川

       这是1965年从中戏毕业后到甘肃的第一站——临潭，对农村应该说毫无陌生感，因为在大学就有北京田各庄、四季青、季庄、羊山、前栗园、小鲁庄、三座庵和昔阳西庄等地的经历，与其他很少去农村的城市学生相比，我对广阔天地的人和事更有一种亲近、亲切的感情，愿意全身心地拥抱贫瘠而厚实的那方水土；然而，让人深思的是，当这种经历与共和国1960--1966年大环境联系时，所有的由上而下、带了统一的政治任务、强制性地去规范农村干部和群众的言行，今天看来到底又有多少意义或者价值呢？！用工作队形式按既有程序采取“运动”的方式去“改变”农村和农民，其实质即以直接体现“统一意志”的文明，去改造、转移、重塑另一种“文明”——尚未与前一种文明一致的农村文明。效果如何？我想后来的历史性变革已经得到了结论。

      改造农村文明的目标，在改革开放前，以计划经济为前提，剥夺农民的生产、分配自主权，使之绝对按“统一意志”办事；开放以来则实践市场经济和富民政策，农民终于以土地主人的身份，对生产及分配有了自由，获得自主、自立的权力。

      遗憾的是，我后来再没有机会参加农村工作的行列，对农村、农民、农业保留的印象大半还是当年“工作队员”时的感知，重读临潭社教日记（1965.11--1966.6.30），将其上网，像是彻底告别过去。因为我知道，即使存有那个年代记忆的农民朋友可能也不太愿意回首往事了；新的生活、新的选择、新的追求使新的“三农问题”变得更为现实、更为敏感、更为重要。

      尽管如此，我仍然以为“日记”中的“人和事”还是有参照作用，中国人过去活得很累，又活得很认真，每个人都以为在干了不起的革命大事，看看那些曾经忙忙碌碌却碌碌无为的岁月，今后活成什么样子？或许能够得到一点启示。

                                               2008.7.5于奥运火炬进入甘肃时